不给消防车让道，甚至跟消防车抢道，这事儿的是非曲直很清楚，说得严重点，甚至可以上升到“跟消防车抢道无异于谋财害命”的高度。和部分国人在国外旅游时种种不文明的行为一样，这件事很容易成为国人文明程度低下的又一注脚，为舆论批判提供靶子，比如一些人道德水平低下、规则意识差、缺少对他人生命起码的尊重，等等。

　　然而，当消防车遇堵成为“在咱们这儿太正常”这样一种近乎普遍的现象时，仅从公民素质层面找原因，肯定是不够的。跟消防车抢道，无疑是公民素质层面出了问题，但公民素质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的。公民素质的提升，一般而言需要通过两种途径，一是规则的硬约束，二是道德的软约束。

　　去过新加坡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，这个国家治理得很好，公民素质普遍比较高。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，“新加坡的精神文明是罚出来的”，引以为证的是，在新加坡的公共场所，随地吐痰要被罚300新元(约240美元)，即便是在富裕的新加坡，这也是一个让人肉痛的罚款，并不是人人都能轻松交得起这笔罚款。我有一位大学同学多年前移民新加坡，他说新加坡人其实并不认同“精神文明靠罚款”这种说法，他们认为重罚只是一种手段，目的在于引起国民对规则的敬畏。换言之，任何一种规则若不能获得足够的敬畏，就不成其为规则。

　　消防车在执行救火任务时，其他车辆应让行，这是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所规定的，也有相应的罚则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有这种上升为法律的规则。遗憾的是，这种规则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敬畏，我们很少听说有谁因为抢了消防车的道而受到处罚。新闻中一位律师认为，这可能跟法规的执行缺乏明确的实施细则有关，“司机是否构成故意阻拦”也很难认定。但我总觉得，这是长期的执法不严导致了国人“法不责众”的心理。

　　再说道德的软约束。为什么要给消防车让道？个中原因人人都明白，但要内化为一种道德自觉，除相应的规则硬约束之外，还需要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。这些年人们比较反感的一种现象是，我们的城市道路有太多不必要的交通管制，“鸣笛开道”远远超出了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所规定的“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”这几种需要其他车辆让道的特殊情形，经常是警笛声大作、路人侧目，而后是警车带着领导专车或官员车队呼啸而过。久而久之，本应是消防车、救护车等执行抢险任务的车辆才能享有的道路特权被另一种“特权”所侵蚀，鸣笛声响起时，人们真假莫辨，就像听到“狼来了”的喊叫声，先是质疑，继而麻木。有事没事警笛长鸣，起到了一种“逆向引导”作用，人们不会因为没给鸣笛车辆让道而心生道德上的愧疚。

　　据了解，北汽集团今年为全国两会17个住地配备了451部车，首批69部帕萨特日前在亚运村机动车检测场开始“体检”；两会期间，要求所有司机一律不许开“特权车”，以减少会议车队对市区道路交通的影响。这条新闻显然有正面评说的价值，但从另一个侧面解读，特别要求两会期间不得开“特权车”，恰恰证明在公权力领域，在寻常日子里，“特权车”不是个别现象。

　　拥有天然特权的消防车失去了特权，本不应有特权的车辆却拥有了特权，两条新闻应该说不无关联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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